《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2022，沃時文化出版）為作者鄭安齊於德國四年間對德國轉型正義文化實踐所做的採訪研究成果彙整。本書也是台灣第一本認真討論「紀念碑」這種公共藝術是如何在歷史、政黨、民間組織及藝術家的糾纏間、逐步生成。從「紀念碑」這個核心延伸出來的問題有：何為紀念？如何紀念？誰是發起紀念行為的主體？紀念的對象是誰？這些問題，本書都將試著透過走訪爬梳一個個德國案例來回答。本文為本書編輯陳韋臻回顧編輯過程中的感受與經驗分享。
◎前言
我這輩子只看過一次《夜與霧》《夜與霧》是一部1956年的法國紀錄短片。由Alain Resnais執導。標題取自納粹德國頒布的《夜與霧》綁架和失踪計劃。該紀錄片講述了在被佔領的波蘭建立的奧斯威辛和馬伊達內克（Majdanek）集中營的廢棄土地，同時描述了營地中囚犯的生活。。並且，我許願只看一次。
那約莫是近20年前了，學生時代的我只因慕著作者名，深夜蒙頭栽入一場大寫的、屠殺（Holocaust）後的荒地，身心腦皆震懾。爾後，即便至近期影像已數位修復、跨海重映，我仍記得當年觀影的後勁，畫面中的集中營建物被灰色掏空，胃壁與僅存的歷史記憶共同糾纏成剝落的泥牆，我再也不想將自己端回銀幕前，重新經歷。
當然，關於近代人類歷史創傷的影像與出版，沒能少看，但作為一名純粹的閱聽者，我可以選擇，僅一次性地見證歷史暴行的再現。但若身為編輯，總無可迴避，如《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編輯過程中，對著發光的螢幕那些一再重演的夜晚，我像是被拋入無解的人類集體惡性中，指甲扒著剝落的營區泥牆，嘗試為當代的讀者扒出一條可記取人類集體創傷的路徑。
◎第一部：關於記憶
但創傷畢竟無法如實重現，一如記憶的篡奪。然而，即便不是為了良善或正義，只是為了離人類的惡性遠一點，我們仍需要傳承暴行的記憶。作者鄭安齊書寫了幾十多萬字的《不只哀悼──如果記憶有形狀》，大概就是為此而生，他耗費四年，翻閱第一手資料檔案，走踏了德國各地的紀念碑，訪談製作者與紀念場館研究員，從帝國殖民時期到近代極右翼受害者，嘗試在各種形式的記憶載體之中，探問這些紀念物與仍活著的我們之間、與另一塊陸地上的台灣讀者之間，可傳承什麼，又如何傳承。
坦白說，全書初稿歷史跨度過大，純文字縝密難嚼，因此，我與作者開始了一場漫長的紙上編織，以圖像資訊的結構，鋪墊讀者貼近歷史的路徑。一如書中序言所指出的，「轉化為歷史／檔案化」的記憶，「若其內在體驗愈稀薄，就愈需要外部支撐及有型標誌物的存在，以維繫記憶的存續」（Pierre Nora, 1998）；或阿萊達阿斯曼所謂的「文化記憶」，「由媒介支撐、仰賴物質載體，並透過特定的實踐而得以存在的記憶」。（Aleida Assmann, 1999）
就像《夜與霧》本身就是一種記憶存取的支撐媒介，我們如何在編輯過程，藉由圖像組織起資訊，作為支撐讀者的牆──不僅藉此貼近歷史暴行的記憶之所，更必須使台灣的讀者能攀附向上，俯向「文化記憶」的組成層理？
前者，受害者的影像最具感染力；後者，則仰賴歷史背景交代、紀念建物形式分析，與涉入設置過程的角色間的釐清，此多半交給我的左腦。然而在紙頁的連續翻閱時，前者可能因暴烈的倖存姿態，逾越了觀看時的體驗知識，轉成為先驗的存在，從而抹去我們得以屈身探索文化記憶的路徑。這兩造間，有如陷阱的縫隙，往往成為我與作者之間反覆討論、拉扯、協商的軸心。
◎第二部：關於受難者形象
初稿修訂完畢，我們決定將全書左頁挪白，作為紙上圖像策畫的版面。
約莫個把月的編輯工作後，占全書一半篇幅的第一部按歷史時序走來，我終於在二月進入第二部第一章：〈紀念的分類與否〉。前頭才編輯了跨時十年以上的〈歐洲被害猶太紀念碑〉行動、抗爭，此碑反覆推翻提案及重新徵件、修改提案的設立過程，屬於猶太人大寫的屠殺紀念，在八九零年代是時代焦點亦是受害全稱之名的爭議點。而，始終未被德國正視的納粹時期受難辛堤與羅姆人（台灣舊稱吉普賽人），於此篇章浮現紙上。
1979年10月27日，在世紀初遭遇50萬種族滅絕的辛堤與羅姆人團體，首度集體現身於卑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舊址，悼念自身族群的浩劫；隔年4月4日，再於達浩集中營舊址，倖存者絕食抗議，並對受難者獻花致敬。一張記錄下行動現場的黑白照片，俯角拍攝了倖存者捧著花圈、三兩並肩而行，百人左右的隊伍由遠而近形成扇形透視，在寒冬尚未遠去的冷冽空氣中，多數男女著大衣或西裝外套，第一排幾位身穿集中營囚服及囚帽，眾人穆肅地向前邁步。
這張照片沒有可見的暴制受虐肢骸，或荒煙蔓草的遺址，完全不屬於數位化時代下「經典」而「俯尋即是」的納粹受難紀錄影像。影中的倖存人距離曾經「受難」的時刻已數十年之遙，卻仍須集體以絕食行動自虐其身，換取社會對其受難的正視及正名。工作至清晨正對著電腦琢磨挑選照片的我，點開42年前的這一幕，在時間、空間的雙重距離，及族群身分帶來的陌生感下，被僵化在螢幕前，久久無法轉移視線，彷彿凝視著辛堤與羅姆人集體向我走來。照片被我珍貴地存在資料夾裡，反覆放大縮小、映照圖文資訊，究竟是否該嵌入書中，難以抉擇。
那天，我做了個夢。其實不是夢，是聽見辛堤與羅姆人在我耳畔低聲絮言。身為編輯的我無可脫逃或迴避。
◎第三部：讓閱讀成為後驗的路徑
後來，我們其實沒有選用這張照片入書。
如同第一部東德境內集中營紀念的圖文規劃時，我從線上資料庫中掏選出諸多集中營內的受害者群象，嶙峋的身骨排排坐在上下層的床緣、彷彿無物被拋擲在坑內堆疊的屍骸。在反覆討論、編輯的過程中，最後，那些無法分辨族群身分、個體生平經歷的雙目，被凝結成整體的單一受害者紀錄照，都沒有被編排入書。
打掉手上已耗時完成的編排、重建圖文敘事邏輯，類似的情形在編輯中後段再次出現。當全書試圖擺脫受難族群身分的紀念模式，撐開身分多元及多層次記憶並存的承載空間時，作者安齊爬梳了德國以同志、猶太、辛堤與羅姆人、身心障礙（T4安樂死受難者）等受難族群，作為紀念邏輯的既存案例，是為對照。而我，彷彿是來自編輯圖文對照的本能，逐頁追隨行文中的族群身分敘事線走，作為左頁圖像策畫的內容。直到某個工作階段暫緩，我重新拉開距離閱讀，才驚覺，依各族群作為視覺編排單位的「受難歷史－抗爭正名－立碑紀念」，在閱讀效果上，竟反向地烙印下其族群紀念之崇高與政治正確。
「全反了，得從頭來過。」工作至半，我不得不跟作者打斷原先的成果。最終，全書後半，我們回溯了記憶與紀念的運作及效用，圈畫出暴行的紀念方式案例分析，以及紀念行動的心智圖等，作為不同紀念手法的前導。手繪、討論、彙整，再交由資訊設計者繪製、修整，反覆推敲中，由作者、編輯、設計、繪圖者，共同生產出另一種圖文敘事的關係。
強化受難身分，並非分析暴制施行結構；以集體形象凸顯關切主軸，更非促動讀者理解與思考的途徑。不難領會，我們正面臨著旁觀他人之痛苦的尖銳議題──奇觀化的、有距離的倖存者紀念照，「俯拾即是」的典型受難者形象，對於台灣的讀者而言，究竟會召喚出何種情緒或反思？
即便有意識地避開了死者遺骸，只是企圖在集中營建物內留下受難者的曾在身影，是否仍是一種消費？作為書籍的編輯，如何在身為第一位讀者時，同時權衡觀看的倫理命題，並替各種的紀念方法分析、現今情勢的未竟之難，留予讀者足夠的空間，理解、尋思及反思？
編輯的工作總不停往前推進，攤開曾經的討論過程，我與作者其實總在短短幾句對話裡，就達成共識了。但其下，是處在漫長的工作時程與印刷的壓力中，彼此的各種提醒與判斷，而面對歷史記憶的工程，最核心的，也許是將那些極易優先撩動讀者情緒的，留滯在工作階段就好；擺置到讀者面前的，盡可能是歷史訊息與思索的開放路徑吧。
